遥想古晋阳千骑卷平冈

　　男人冬泳

　　按照战国典籍《韩非子》所说，晋阳赵简子、赵襄子一族使用骑兵的历史，至少比赵武灵王下诏“胡服骑射”要早100多年。韩非子在他的《十过》篇中这样写道：智伯带领韩、魏联军准备赵襄子时，赵襄子“乃召延陵生，令将车骑先至晋阳，君因从之。”延陵生将军这里率领的“车骑”，就有史学家十分肯定地指出，这可不是什么春秋时代一般意义上的“车马”，而是属于“战车和骑兵”的概念了。

　　这种观点还真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这种意见的学者，把洛阳东周墓出土的铜镜和太原春秋大墓发现的铜剑，都当成立论的依据。洛阳金村东周墓青铜镜上的“骑士搏虎图”，描绘出武士在马上左手挽缰、右手舞剑，刺杀猛虎的生动情景；而太原金胜村赵卿大墓中发现的4把青铜剑，正是那个时代骑士手中长剑的实物。比赵卿大墓发掘早得多的殷墟墓葬中，曾发现一人一马一犬的葬坑。而更关键的佐证，仍然是《韩非子·十过》中的文字。韩文说：“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至于晋。”韩非子把“畴骑”“革车”“步卒”并称，再清晰不过地表明，公元前636年秦穆公护送重耳返回晋国时，骑兵已经作为一个兵种存在了。

　　韩非子不是史学家，他的讲述文学意味也比较浓重，或者很大程度上带有战国时期语言的习惯色彩。但是，即使中国古代骑兵的形成时期有种种说法，以晋阳为根据地的赵氏家族较早地拥有骑兵，还可以从晋阳赵氏家族文化发展的角度观察历史渊源。

　　研读《史记·赵世家》细致的讲述，赵氏之先祖特别擅长养马、驾车和打猎。他们的远祖中衍，就为商朝第九任君主太戊担任御者；到始祖造父这一代，曾挑选“盗骊”“骅骝”“绿耳”等几匹骏马献给周穆王，并在穆王伐戎时担任御者。因为劳苦功高，周穆王便把赵城（今赵城）赐给造父，赵城始有赵氏一族；55代先祖奄父仍旧担任周宣王的御者。奄父的儿子叔带因为无道的周幽王而进入晋国，子承父业，担任晋文侯的御者。从这时候起，赵氏植根晋国瓜瓞绵绵，终成三晋显赫氏族。

　　赵氏第61代主赵夙就跻身晋国重要将领行列了。在晋献公霍、魏、耿3地以扩张疆土的系列战役中，赵夙已经是领军主将之一。战争中，霍公逃往齐国，晋国恰遇，晋献公得知旱灾的原因是“霍太山为祟”时，让善于平事儿的赵夙化解危机，赵夙真从齐国请回了霍公，霍公搞了一场祭山祈雨活动，于是全晋降下甘霖，金秋粮食满仓。晋献公一高兴，就把黄河和汾河夹角处的膏腴之地“耿”（今山西河津南）赐给了赵夙。到这时，尽管赵氏拥有两宜稼宜穑的流油沃野，但他们仍旧氏族的牧马传统。春秋后半段，晋国越过霍太山进入太原盆地，赵氏新一代主赵简子没有同其他大氏族争抢盆地南面的土地，而是跑到长久被戎人占据、更适宜放牧的盆地北缘画了一个圈，筑起晋阳城，不能不说是延续千年的畜牧业意识，让他做出这样的抉择。历史已经证明，赵简子的选择，是开创骑兵强国的肇始。

　　赵氏在牧马、驯马、御马、乘马、用马等方面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经验，加之有了晋阳新领地后，又新增了比其他晋国贵族更雄厚的资源优势。地旷人悍、水丰草美的晋阳地利条件，大大提高了赵简子父子打造骑兵和庞大车兵部队的可能性。事实上，“春秋五霸”晋国时期约有战车5000乘，军队20万人；但“战国七雄”赵国却拥有军队70万之众，赵国除沿袭晋军左、中、右三军建制，还建有“车骑”“胡代”两军。这后两军，均为精锐的骑兵之师。《吕氏春秋》告诉大家，赵简子一死，赵襄子没脱孝服就开始了伐代之战，他启动战端的动因，就是为组建强大骑兵占有代国的骏马。

　　但赵简子父子晋阳时期创建的骑兵，还未能成为南征北战的主力。原因很简单，就是马战必不可少的马鞍和马镫此时还没有发明。骑着光背马匹的时代，仅靠手抓马缰、腿夹马腹在战场上纵马飞驰，骑手不仅面临极大风险，也让弯弓放箭和挥舞剑戈失去效率。这时的骑兵除了速度优势，战斗力还大大弱于步兵。因此骑兵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侦察、通信、包抄、拦截、袭扰和追击，或者骑着马儿快速抵达战场后，下马持戈作为步兵投入战斗。

　　毕竟春秋时代和战国初期像点样的战争，都还是取决于战车的对决。那时两军对垒，战车出前列阵冲击，步兵车后放箭或乘势掩杀，光背骑兵只能部署在侧后翼待机行事，同时做一些更换战死或受伤马匹的营生。在很长一个时间段里，战车的数量一直是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强弱的刚性标准。这也就是太原赵卿大墓中有随葬战车16辆、战马46匹、车马器214件的原因。但是，并不应因此就看轻了赵氏发展骑兵的重大意义。正是由于晋阳赵氏的勇于变革和远瞩，才有了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才有了战国强赵铁骑的骁勇难敌。

　　军事文化活动折射一个区域利用自然、开发自然、征服自然的特殊成就和民族特质。春秋时代的古城太原，常见“战车入晋阳、千骑卷平冈”的画面，这是赵氏特别善于在中原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点上接纳新事物、创造新机遇的结果，这种在继承中变革图新的，永远都是晋阳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