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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隆基《新世界史》以一种犀利洞见的姿态，打破“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对各类文明形态采取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对等策略，在严谨的考据中细缕分析、大胆假设，相当彻底地了世界史的叙事传统。
历史既旧且新。每个时代对于过去的历史都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解读。尤其是世界史，习惯按照时间轴划分，内容则按照中心的思编排，现在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有了，要求必须进一步拓展宏观的视野，确立更宽容、更平衡的历史观。以全球史奠基者威廉·麦克尼尔的话来说，历史的学术成就以空前的广度来研究全球整体，而历史概念的进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经验丰富的水平，使得研究世界历史的许多既有，看来也基本上要过时了，明显也需要被取代了。(《的兴起》P34，中信出版社)
从《新世界史》的写作来看，孙隆基在序言里就强调，“统摄‘古’者是‘今’”。孙隆基毫不客气地指出：“在全球化骎骎来临的今天，还将民族建国时代的意识敷衍于历史叙事者，会予人上演历史穿越剧之感。”该书以一种犀利洞见的姿态，打破“中心论”和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对各类文明形态采取散点透视、平行叙述的对等策略，在严谨的考据中细缕分析、大胆假设，相当彻底地了世界史的叙事传统。全书充满挑战性的个见、有争议的观点、难以解答的问题、的答案以及复杂混沌尚需探索的各种事实，作者陈述史实时潜藏的历史判断新颖而富于冲击力，极大地开拓了读者的思维领域。就已出版的第一卷，先略谈一二。
四大文明古国，通常指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孙隆基认为，这是一个陈旧的概念，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要用突破、创新与发明来定义“文明”的起源。孙隆基用农牧的辩证关系将两河与尼罗河文明连扣。关键在两者之间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它形成于农牧诞生地的环两河山侧带西段，在农牧两业中偏向了“牧”，显示“牧”并非是次于“农”的低级阶段，而是平行的发展。“游牧-放牧”并非被农耕进化抛弃后的渔猎经济的，而是与农耕文明平行的一种后新石器时代的形态。“四大文明古国”乃一种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执念。
20世纪上半期，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以“二次论”来解释文明起源：第一阶段曰“新石器”，第二阶段曰“城居”。这一学说着眼于两次的延续性，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其后的考古研究却突显了两次之间的断层。根据大量的考古，孙隆基提出要以一个较稳妥的“环两河流域”的名称来涵盖“二次论”的近东场址。若以“古国”命名地域，“四大文明古国”应当是：(1)伊拉克；(2)至1971年仍称为“阿拉伯联合国”的埃及；(3)巴基斯坦；(4)中国。然而这种归类法乃是法国大后“民族国家”的历史潮流，目前已经过时。今日的史前研究已指出农业研究之多源，列举的几块区域里头偏偏没有埃及和印度，更何况，发明了驯植而又发展出文明者越发寥寥。
驯植的确是文明的基础，但不必自身发明，依靠外来输入者也照样可以建立第一代文明。在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不应该轻视游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孙隆基着重分析了古印度文明，把雅利安人入侵与印度古文明的二度奠基相联系，带来了生活资料、生活习惯以及食谱的改变，特别是对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深远影响。在向文明过渡的关键阶段，当创造一个复杂社会所固有的问题尚未找到就地解决的方案之前，的刺激至关重要。传统文化天然地趋向于停滞，而游牧民族的尚武具有侵略、扩张和征服的，这就像一条鲶鱼，促进并加快文明发展的脚步。
很多问题仍是见仁见智，比如，游牧方式和农耕方式对于人类发展孰优孰劣，至今尚无确论。孙隆基并不纠结于互不相容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的冲突，他把重心放在冲突中寻找融合的契机。入侵印度的游牧者转变成了精英，雅利安人接受了印度文化的某些成分，但他们更多地是以比较强硬的方式自己的文化，这是现今印度半岛复杂局势的根源之一。我们也看到，在侵略造成的混乱和中，游牧者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动荡，并不断激发穆斯林国家的战争能力，中东缓慢地浮现出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对于中国来说，农牧两股力量的拉锯式进退则是构成历史发展的一条主要脉络。先进的文明会悄悄地融入较低层次的文明之中，逐渐将其。所有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文明，必然在思想层面上较之其他文明更深邃、更有普世性，并且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我们所理解的“中华”一词，“中”指中原，“华”则在黄河平原一带。事实真的如此吗？时代疑古派“摧毁”传统古史之，即是强调历史的质疑，可惜它多半还是思想上的一种推导，无法与现古学齐头并进。孙隆基在本书中“大中央主义阴魂不散”。在今日中国境内，“中原”并非先朝文明迈步之区，凭借考古关于中国文明的探源，孙隆基形象地称仰韶乃中国新石器盛期的“中央时区”，龙山乃中国新石器晚期的“中央时区”，代表“中原”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盘被夸大，其他遗址常常被归入其中、沦为卫星，而“夷夏东西说”死灰复燃，将中国古史舞台固定在中国华北，隐隐包涵华夷对立，更是累积这类成见之一隅之见。
就中国文明之起源在中原还是南方的争论，孙隆基重点探讨了苏秉琦和郭静云两位学者的看法。苏秉琦在1994年1月写作《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其中指出古代文化区系、条、块的观念，今日中国疆域之内，至少有六个地区文化。无论从考古学发现，或是从传统的民族系统，或是从中国各地的自然生态差异，苏秉琦此论在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我们可以由这六个地区的假设往回溯，六区之内仍有不少个别具有特色的小区；更往后看，黄河流域的文化终于融合为中原文化，而战国以后，南北文化的差异逐渐，为秦汉一统奠定基础。郭静云的著作《夏商周：从到史实》，争议更大。该书将“中原”移至江汉一带，而黄河中游这个旧“中原”则被降为中南核心区的边陲。郭说之依据在于华中南地区乃世界上最早驯植稻米之地。孙隆基认为，苏秉琦的六大区系说并无“中原”区系的地位，而郭静云则并无把“中原观”解构掉，只是将它的重心南移了而已。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中原的中国经过秦汉一统，成为中国的中国；中国的中国经由与印度、日本等接触，成为亚洲的中国；近世以来，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与欧美竞争，而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文化概论》)。学者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指出：“从历史角度说，‘中国’在空间上是一个边界移动的‘中国’，从文化认同上说，‘中国’是一个边缘虽然有些模糊，但核心区域相当清晰和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笔者认为，“中国”或“中原”词义的本身也是发展变化的。关于中国文明之起源之争论，并不全可由哪一种理论学说，作为解释的。而在分析与考察任化与群体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检验假如都能够如本书一样，借助各种考古事实，审查各种史料素材，方始有资格一点一滴地重建其中细节。
历史的推动力由何而来？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说：“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追求真理》序言，浙江大学出版社)我们现在常认为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单位，但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地球其实像是星系，各个人类文明各自构成不同的世界。新的文明兴起之时，它们基本上都是相互的。全球史通常并不以各类事件作为以构建历史演变过程，而是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新的世界史叙述对文明之间的相互渗透予以了更为密切的关注。
孙隆基说，本书目的在于回应欧美“全球史”学域的挑战，将“中心论”调整为“多中心论”，以重构人类的共同过去。比如，本书将波希战争放在波斯帝国一章来，是一种创新，孙隆基风趣地说，“历来的通史都是将波斯当作希腊史的部，只在它侵略本土时以及被马其顿消灭时亮一下相”，而本书如此尝试，既是为了突出希腊在外敌与内讧相互缠绕时的困境，也是给了波斯文明更完整的阐述。各群体文化因为各有特色而开拓无限的可能潜力，又因不断的融合而将潜在的可能性发挥得更加周到与细密，从而又开拓出更多的潜在可能。这是文化空间中的辩证发展，与地理空间中群体的辩证发展相依相扶，互为。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枢轴时代”的命题。他修正了黑格尔的乃世界史“枢轴”之教中心论，将此定义扩充，以涵盖先秦诸子、伊朗的祆教、巴勒斯坦的先知运动，以及古希腊的荷马及众哲学家。这一时期，欧亚有四个高度文明的地区。中东文明版图最广，位于古老的、已受到部分的中东高原。在波斯帝国后来多少有点衰落的世界主义中可以识别出中东远古文化的遗产。与中东文明相邻的两个文明较为年轻：一个以爱琴海为中心，它的枝桠一直伸展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个分布于印度北部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则屹立在遥远的东方，正在以成熟后的形式发展。这几个大文化圈在边缘上犬牙交错，彼此进退，构成了亚欧上数千年历史的种种悲喜剧。差不多同时期，秘鲁和墨西哥也出现了文明社会，这些文明相对较为弱小，但它们也在本书中独占一席之地。星罗分布的人类文明既相互，又经历着接触、冲突、交流、适应、融合的文化演变，这更有利于理解世界作为整体与部分的系统构造。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是人类世界史的世界。
为了上承第二章的文明起源说，本书一反传统通史格式之先交代两河与埃及古代史，然后才轮到印度与中国的习惯排序，先说明南亚与东亚的文明历史，然后才转回两河流域与埃及。这种在时间序列上的不拘一格，本书尚有几处，显见作者更注重思考的逻辑。这亦是本书通史写作的“新”法。本书另外一个优点，对于目前尚未解决的疑难包括争议，采取并置叙述的方法，罗列学界现有的各种观点，作者并不轻下结论，而是留给读者自己思考。因此本书主要在于提供问题意识，这也是锻造历史观的一个的做法。(林颐 撰稿人，浙江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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